长安：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

　　黑格尔在研究、比较世界文明古国之后，得出结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那么，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使中国能够永葆青春的活力，多次在历史长河中掀起复兴的浪潮？

　　这种力量就是民族文化！长安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因为“长安作为汉唐国都，既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又因曾处于政治文化中心而具有主流文化的特征①。”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大多发生在建都长安时期。因此，有人说，长安是“中国的芯片”“中华文明的DNA”，“如果从传统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毋宁说是内存及其丰富的‘硬盘’②”。

　　《辞海》注：“标识，即‘标志’”。标识与标志本质相同，其意义在于“知道”“认识”，是要让人熟悉，记住。“识”字则除了“记住”的意义外，还有“认得”“识别”的要求，标识所包括的领域更为广泛，更多的则是一种沟通。

　　（一）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自西周建“丰京”始，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长安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帝王功业、皇朝荣光，宗教密传，留下有型的宏伟建筑和可凭畅想的历史遗迹，成为中华民族昭彰不灭的文化标识。

　　西周封邦建国、制礼作乐，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文明，不论在物质、制度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有了开创性的成就和相当的发展，而且一代比一代前进，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③。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国家产生以后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西周初年造型雄奇的“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这是“中国”二字最早的词组记载。西周创立的国家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密切结合的“家”“国”不分的制度。中央实行“世卿世禄”制，地方实行“分土封侯”制，官员任人唯亲，国土分散割据。周朝完善的宗法制度，中华文明源头的《周易》和礼乐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周公“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他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礼乐制度适应了周人取得政权后所实施的分封诸侯、宗法制度的需要，也适应了周王朝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吕氏春秋·慎势》载：“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则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孽无别则宗族乱。”这里所讲的防争、防乱，就是向人们揭示礼乐制度的巨大作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在《论语》中，常常希望自己能够梦见周公。孔子周游列国，“克己复礼，”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礼仪之邦有秩序的社会能够成为现实。

　　“陕西”地名，在西周初年出现。周初分封时，周公和召公的封邑以陕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境内)为界，陕县以东周公治之，陕县以西召公治之。因此称陕县以西地区为“陕西”。

　　秦汉帝国的兴起，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二座高峰。

　　秦汉（公元前221年—22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秦皇汉武”一代英主，创造了气势恢弘的早期帝国，被称为“秦汉雄风”。

　　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借六世之余烈横扫六合，建都咸阳，结束了500多年春秋战国的混乱。标志性的贡献有：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中国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的帝国，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基础，一直存在到20世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普遍实行，对于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文明延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秦的统治是短暂的，秦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记忆，作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代称流播于世界，西洋的“china”，就始于“秦”的音译。

　　汉承秦制，土地私有制和地主经济得以确立，经学的兴起、史学的兴盛，造纸术的发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都是重大的社会进步。汉武帝继位后，实行推恩令、中朝、刺史和盐铁官营等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开拓了东并朝鲜、南据越南、西逾葱岭、北达阴山的辽阔疆域，奠定汉地版图。又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创立了汉武盛世。西汉帝国在领土、人口、财富和文化诸方面雄立天下，汉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东方的文明中心。

　　汉代独尊儒术，提倡 “仁义礼智信”。 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儒家 “五常”，他与五行说“金木水火土”，古人创作的“梅花篆字”梅报五福(平安、健康、幸福、快乐、长寿)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汉朝对于中国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将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熔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汉人，汉族、汉字、汉语。汉字独特的象形、表意功能使它成为各方言区、各民族交际的共同工具。汉字把广大地域内的居民拉近，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中华文明绵延不断。

　　隋唐世界性的隆盛帝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座高峰。

　　隋唐（公元581-907年）是世界性的隆盛帝国，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座高峰。

　　隋文帝建都长安，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余年的分裂局面。“中国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 ，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④隋朝虽然短暂，但它“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⑤。”

　　唐朝是中华民族“飞速发展时期”。大唐王朝夺取政权后立即经营西部，唐太宗和高宗时期，唐朝对西域的五次重大军事行动及其胜利，打通了唐王朝与西方交往的商道，并在西域设置了许多行政机构。此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中西商贸繁荣，史称“贞观之治”。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在《世界文明史》中把唐代的中国比喻为泰山压顶的巨龙。盛唐时期，富裕、奢侈和文化的复兴，把唐朝带到辉煌的顶峰。国内各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亚洲诸国争与唐朝通好、经商、进行文化交流。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期为古代社会政治清明的典范。

　　隋唐实行科举制，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拔人才，扩大了中央政权的社会基础；读书人可以自由报考，人才不断更新，增强了国家机构的活力和办事效率。科举制为读书的士子创造了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激发了他们对前途的自信和热情。他们中间的佼佼者进入统治集团之后，推动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开创出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的崭新局面，给整个国家带来了革新气象和创造精神。涌现出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政治家、一批意气轩昂的诗人，一批垂范后世的艺术大家。

　　他们中间的佼佼者进入统治集团后，推动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开创了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的崭新局面。给整个国家带来了革新气象与创造精神。

　　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写道“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成为鲜明对照。” 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度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众多国家的人才选拔方式。唐诗的辉煌成就，反映出唐代文明的整体水平和那个时代的浪漫气息，这是中国这个诗的国度永远的骄傲。唐代孝治天下，“父母在，不远游。”孝道分三个等级：最高级别是给父母带来荣誉，次一级是不使父母受辱，最低一级是仅仅能养活父母。

　　隋唐大运河是“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的唐王朝生命线，唐朝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实现突破性发展。这个时期的文明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呈现多元化的形态，新的与旧的、中国固有的与外来的、南方与北方的，相互交融共同前进。无论在思想方面、宗教方面、还是文学方面、艺术方面，莫非如此；二是城市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蓬勃发展，市民文化逐渐加大了其在整个文化中的比重，从而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活力；三是文化中心的下移，从士族向庶族下移，进而向市民下移。这些特征形成一种综合效果，就是文化显得格外富于创造性，也格外绚丽多彩⑥。

　　（二）

　　长安城曾处于农业与游牧民族的分界地带，具备对内统治，与外交往的双重功能。长安这座中国历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以世代传承的雍容儒雅，满腹经纶，博学智慧，大气恢弘，成为中国历史的底片，中国文化的名片和中国精神的芯片。

　　长安位于秦岭脚下、中国大地原点。秦岭地处中国腹地“连山接海隅”的巨大山系称为中国的脊梁，中华的龙脉、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是“水分江河、地辨南北”的地理标识。正因为有秦岭的气候屏障和水源滋养，才有了八百里秦川的风调雨顺，周秦汉唐的绝代风华。

　　长安城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土地肥沃、八水环绕，是四季分明的人类宜居之地。四关雄踞，环绕四周的山脉构成天然屏障。诚如张良所言：关中物产丰富，且地势险要，“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阴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长安地处神秘的北纬30度左右。北纬三十度上下波动五度所覆盖的范围，属亚热带气候，空气湿润。这是一条神秘而又奇特的纬线：从长安向西延伸有世界四大文明古都：西安、开罗、罗马和雅典；从长安向东延伸有中国七大文明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安阳、开封、杭州。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国、美国、日本也处在这一地带。北纬30度上还出现了一批影响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哲人，如：老子、孔子和柏拉图这样的伟大人物。

　　长安是人类文明的摇篮。115万年前，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用石器和星星火种宣告了人猿的揖别，拉开了中国历史的帷幕；6000年前，半坡先民在这里种植狩猎，开掘出别具特色的史前“半坡文化”。5000年前，炎黄二帝从这里的黄土高原出发，一路高歌猛进，将中国带入了文明时代；炎黄共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长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华夏民族”早期地处中原的黄河流域，因有四裔环绕而自称“中华”，中华之“中”，意谓居四方之中；中华之“华”，意谓有文化的民族。《唐律名例疏议释义》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历礼仪，故谓之中华。”

　　长安地区人杰地灵，圣贤辈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过古代文明的先贤圣人有：元圣周公、大圣老子、字圣仓颉、陶圣雷公、酒圣杜康、谋圣鬼谷子、史圣司马迁、赋圣司马相如、纸圣蔡伦、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茶圣陆羽、药圣孙思邈等。道教鼻祖老子在终南山楼观台设坛布道，留下不朽的哲学名著《道德经》；文圣孔子诞生周公封地齐鲁而以周公为师，宣扬“克己复礼”著有《孝经》。法门寺存有释迦牟尼佛祖的真骨舍利，长安是佛教中国化的圣地，玄奘法师在此翻译了《心经》。

　　长安城是宇宙之都：隋唐长安城是座奉承天命的宇宙之都。包揽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法天象地”，帝王为尊，百僚拱侍。太极殿位于圆形的天和方形的地的交叉点上，体现了宇宙之都长治久安的愿望，反映出大一统王朝的宏伟气魄，以宇宙论而圣化王都之目的。从而，使长安城成为“永远的都”。

　　长安城是世界之都：巍峨的大明宫是大唐政治文化的中心，百国朝拜，万民景仰的地方。唐代诗人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依稀还能领略到大唐盛世开放包容的气象。

　　长安城是商贸之都：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有东市和西市两大市场，东市服务于达官贵人，西市则是平民及西域、日本、韩国等客商交易的国际化大市场。西市占地1600多亩，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有220多个行业，商铺4万多家，被誉为“金市”。李白《少年行》诗：“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长安是文化之都：长安的大街上，每一缕清风都飘荡着唐诗，每一片土地都书写着文化。来到大雁塔，就会想起“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雁塔题名；行走曲江水岸，便会吟诵杜甫的《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仿若那载歌载舞的盛唐景象就在眼前。

　　长安是生活之都：大唐盛世给长安地上地下留下了无尽的宝藏。何家村遗宝和法门寺地宫的重大发现，令世界叹为观止。其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工艺之美，为全国之冠。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等金银器物千姿百态，灿烂精巧，包含着博大精深的艺术内涵，凝聚着长安与丝路文明的精华，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及非凡创造力，反映了唐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

　　长安是中华民族光荣的象征。千百年来，侨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自豪的称其住地为唐人街。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一种文化情结，一种民族自豪。因为，长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处于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世界文明的巅峰。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标识性和决定性作用，被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时至今日，西安城中的塔与碑，城外的陵与墓，连绵的城垣与宫殿遗址，地上地下保存的大量珍贵文物依然昭示着：长安曾经呈现过的尊贵与繁华、开放与风流。

　　（三）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变”是人类社会发展亘古不变的主题。纵观中华文明，横揽世界历史，不难发现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世界上总会不断有强国出现，却往往逃不脱百年而盛，三百年而衰的命运。例如:中国历史上的西汉、大唐和大明；世界近代史上的俄国、英国与美国。

　　其一，世界强国的兴亡周期多为300年左右：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唐：（公元618年-907年）、明：（公元1368-1644年）。俄国：（公元1613-1917年）、英国：（公元1640-1945年）。

　　其二，国家的兴亡规律（乱世、治世、盛世、衰世）。首先由统一战争结束乱世，经过稳定发展的治世，进入国强民富的盛世，最后大都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

　　其三，改革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动力，国家实现统一发展，不断的改革才能打破旧有僵化机制的桎梏，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如：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改革，成就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大唐初期实行开放、包容政策，为“开元盛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俄国1775年叶卡捷琳娜实行改革，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英国18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业革命，确立了 “世界工厂”的地位；美国1865年废除奴隶制，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尼克拉斯·鲍伊从欧洲角度总结出一个规律性历史现象，在过去的500年里，每个世纪的独特风格多是由第二个1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决定的。例如：

　　1450年，葡萄牙开启大航海时代，成为世界霸主。

　　1530年，西班牙继承航海精神，取代葡萄牙称霸世界。

　　1640年，西班牙陷入混乱，海上马车夫荷兰称霸世界。

　　172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衰落，法国开始崛起。

　　1815年，拿破仑遭遇滑铁卢，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了大英帝国。

　　1919年，一战后的巴黎和会，美国开始问鼎世界，电力技术与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两次革命使美国迅速崛起，称霸世界。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世界，以5G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竞争激化。这是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和冲刷作用下，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全球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进入深度调整期。

　　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极大的凝集力，从未中断。其独特性在于地域的广大和整体规模与能量的巨大，形成了一种难以征服的力量。因此，“中华文明即便暂时衰落了，最终也能走向复兴，甚至进一步壮大，将其影响所及延伸至前所未有的范围⑦。”

　　（四）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地！

　　长安有国家长治久安、社会长盛安宁、人民长寿安康之美意。西汉建都长安约70年，进入“汉武盛世”；唐朝建都长安九十余年步入“开元盛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2年了，地处丝绸之路起点的古都长安，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地！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从长安出发，由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历经十余年艰难困苦，开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因军功封其为博望侯。从此，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玄奘为究竟瑜伽唯识学，从长安出发，沿古丝绸之路赴西天取经求法，加快了中国与外部的文化交流。多国使臣、商队、留学僧纷至沓来，长安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大都市，彰显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气势和品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无论是欧洲、亚洲还是美洲的帝国主义军队，再也没有严重威胁过中国。”“漫长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 1971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席位。”1979年，改革开放使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受尊敬的、繁荣的国家。” “中国发展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挑战美国经济主导地位，并且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已经崛起并融入了全球资本体系，这使其能够在经济、战略和外交的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而推动世界走向多元化。”“中国是西方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和投资者，”“中国的未来看起来是光明的⑧。”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倡导“丝绸之路建设”时说：“我的家乡中国陕西省，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顾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炊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的亲切。” 两年后，他回到陕西，在梁家河，寻找自己的乡愁，在延安寻找中国共产党的乡愁，在西安寻找中华民族的乡愁。自豪地说：“陕西是中华文化、中国革命、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 从此，中欧班列的国际货运便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黄金通道”飞驰向前。中国铁路总公司确定国际班列序号为80807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总体规划为“一干两支”，其中“一干”为西安-鹿特丹（荷兰），全长9850公里；“两支”是西安-莫斯科，全长7251公里，西安-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全长3866公里，运行时间6天；热姆，全长5027公里，运行时间10天)。

　　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39位外方领导人、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6000多位外宾汇聚北京，充分显示出“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道义感召力、合作吸引力。各方达成的283项务实成果，彰显出丝路沿线各国良性互动，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可持续方向发展。“一带一路”以中国智慧凝心，为世界发展聚力，得到与会各国领导人的热烈响应。智利总统皮涅拉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在新时代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这是一个伟大的倡议，既包含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又充满对世界前途的思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开启了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新模式，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地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原点和中心城市的西安，将成为“一带一路”论坛的永久性会址，从而发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汉代织锦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这是中国古代星占用辞，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军国大事有利。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21世纪，世界已形成多元文化相互渗透、共存的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必然汇集为开创新时代的强大动力。古都长安这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必将在实现光复民族伟业的进程中重放光芒！中华民族必将继强汉盛唐的历史反复中跃向新的历史辉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代杜佑史学思想的核心是要把史学和政治结合起来，意在发挥史学在经世致用方面的社会功能。之后，出现以史治心，即以历史进行伦理纲常教化的倾向。韩愈提出“治心”为“正心”，就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个人修养。这些主张在倡导“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推动下，很快形成了社会思潮。

　　2005年，长安学应运而生。长安学是依托周秦汉隋唐文明，以地缘关注为重点、以盛世文化为特色而创设的新兴学科。目的是研究中华古代文明在长安地区产生、发展和繁荣的诸多因素与影响，以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长安学的提出，得益于郭琦、史念海、石兴邦、李学勤、袁行霈等教授学者的教诲与指导。我是一个历史文化的爱好者，然非科班。努力研读史学，日夜坚持恶补，广泛搜集资料，倾情长安文化就是想寻回曾经的周人、秦人、汉人、唐人在这里创造的辉煌历史与民族精神。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

　　《长安·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以建都长安的周秦汉隋唐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和文化繁荣的昌盛时期。本书分史前文明、西周文明、秦汉文明、隋唐文明与丝路文明五篇。着重描述那些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标识性事件、代表人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科技成果等，以展示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彰显中华民族开放、包容、进取的博大胸怀；呈现中华儿女厚德载物与昂扬向上的社会生活。为实现光复民族伟业的中国梦，为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精神动力。

　　注释

　　①《长安学丛书》（李炳武总主编）傅璇琮序 ，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李学勤语.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

　　③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一部（绪论）第27页。

　　④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⑤《旧唐书》卷七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50页。

　　⑥ 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绪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⑦ 阮炜《文明的表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340 页。

　　⑧ 美·弗兰克·萨克雷 美约翰·芬德林主编，冯志军译《世界大历史——1900至反恐战争》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第356-366页。

　　作者李炳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社科联常委、三秦文化研究会会长、原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陕西师范大学国际长安学研究院院长、西安市长安文化研究会执行主席、长安学派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