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

文/张政

　　每当到了这个季节，就总想起老家门口的那棵老槐树。

　　槐树很粗，听父亲讲是老房子盖起来那年栽下的，掐指算来，大约已有六十多年的时间了。树身不是很直溜，绕过院子门房顶的树冠，大部分的树杈，奔着阳面的一侧，弯弯地伸向了天空。树身半人高的地方，还有明显的几个疤痕：听母亲说，小点的那个疤痕，是让村子东头栓柱家的牛啃了一口；那个大一点的疤痕，是山里一辆过路的拖拉机给蹭的，司机人老实，说了一些好话，又给了我大哥一把核桃，算是补偿了。可惜那会我还没出生，没吃上那次的核桃。但是槐树枝叶茂密，浓密地覆盖了村口巷子的诺大一片地方。

　　槐树下面有一块露出地面半截的青石碌碌，每当夏季，我总喜欢骑在上面，感受屁股蛋那种温温的微热；我一直好奇碌碌到底埋在地下到底有多深，于是叫来好几个小伙伴，想掀起来看看，但一直未能如愿，只好作罢。

　　碌碌的表层，已经被磨的乌黑发亮。记忆中，母亲经常会坐在树荫下的碌碌上做着针线活——我们一家人的鞋子呀衣服什么的，都是母亲一针针给缝出来的。记忆最深的是鞋子——厚厚的而又硬梆梆的鞋底上，布满密密的针脚。我记得母亲纳鞋用的顶针，最早是一只铝的，时间久了，顶针的麻点几乎快要穿透了，我总担心，针头有一天会刺破了母亲的手指。

　　终于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收破烂，换针头线脑的货郎。货郎是一位和蔼的老人，弓着背，挑着一只沉甸甸的担子走来。担子在门口槐树下的荫凉里放定，老人在青石上坐下，用一溜窄窄的报纸，麻利地卷好了一根纸烟抽着，一边叫卖，一边用期盼的眼神打量着四周，希望能有人光顾他的生意。担子一头是收来的一些破烂，另一头是一个木质的箱子，箱子分了好几层，每层又分出来很多的小格子，格子里面，摆放着各式的诱人的东西——彩色玻璃的弹球，女孩子扎头发的皮筋，花花绿绿的针线，橡皮铅笔，小刀子，一分钱一个的塑料扣子，还有高级一点的，是绿色军装上的褐色的那种扣子，扣子的纽把，居然是铜质的；还有各色的，皱巴巴的水果糖，又白又圆的爆米花做成的圆蛋蛋等等。

　　我一是受不了老人期盼的眼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弄几颗糖糖吃———这糖，我已经馋了好久了，况且，我经常见村里别的伙伴都吃呢，正好家里大人都不在，这是个好机会。

　　我避过大姐，悄悄地拿了母亲在后院墙缝里塞着的，攒了好久的头发，换回了一只铜质的顶针，当然也顺带给我换得了几颗水果糖——大概是天热的缘故，水果糖的蜡纸，已经跟糖粘在了一起，但这一点都不会影响糖果的香甜。

　　我甚至大方地给了我大姐一个，但大姐没要，并威胁我要告诉母亲的———你就等着晚上挨打吧；糖果加到两块，大姐依然是不松口，既然是木已成舟，挨打的事暂且不管他了。我一边怀了恼怒，一边将剩余的几只塞进口袋深处装好，小心剥开来一颗，仔细地舔干净糖纸上的一层糖蜜，然后满意地含着糖果，飞跑着找小伙伴去炫耀了。事后我一直怀疑那天我吃了亏，换的东西少了，以至于母亲骂我倒财，还差点打我屁股。

　　但我记得，那只顶针，母亲一直用了好多年好多年。

　　后来，母亲岁数越来越大，眼睛也花了许多，做针线活显然已经不大灵便。我只记得最后一次我给母亲穿针后，再没见母亲纳鞋底了。倒是母亲，在这之前，给我还未出生的孩子，做了不同岁数的一些鞋子———在母亲病逝之后，我经常会在夏季，将这些鞋子从柜子里面取出来，一字摆开在阳台上晾晒———精致的，大小不同的鞋子，从婴儿的软底鞋，凉鞋，到缝了红红绿绿胡子的老虎鞋，双眼皮大眼睛的猪鼻子鞋，还有几双带了气眼的黑条绒棉鞋，一共整整10双。

　　我依然记得，母亲经常会坐在门口的石头碌碌上，和三三两两村里的人，坐在槐树下的荫凉里，在微微的细风中，一边说着闲话，一边摘着韭菜，又或者端着一碗黄豆或者绿豆，抓一把在手里，噗地一口气，先将豆子中的碎叶秸秆什么的吹净，然后再仔细地挑拣着里面的小石子等杂物，临了，小心地放在另外一只干净的碗里。运气好的话，第二天的稀饭里，便会煮了有香喷喷的豆子———黄的是黄豆，绿的是绿豆。

　　盛夏的槐树枝繁叶茂，绿茵茵的树叶里，有知了在鼓着肚子一长一短地叫着，还有那种叫不上名字的，绿色的小虫子，拉着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丝线，鬼鬼祟祟地降落下来，快到半空时，不知道谁一伸手，啪一下打飞了出去；青石碌碌下面的缝隙里，间或有黑色的蚂蚁钻出来，悄悄地顺着裤腿爬到大人们的身上；巷子口有人牵着一头黄牛经过，黄牛尾巴急速地甩动着，带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一群苍蝇嗡嗡作响着，紧跟着黄牛盘旋而去。

　　这大概就是关于这个季节，我对老槐树最深的印象了。

　　一直说回去看看，回去看看，从槐树发芽，到槐花飘香，但总是被各种事情给耽误了。

　　直到谷雨过后的一天，晚间时分，突然下了雨。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我在雨声中惊醒——梦中的我又回到了老家。

　　还是那棵粗大的槐树，还是门口那块熟悉的青石碌碌，但节气却是到了深秋。光秃秃的树杈，蔓延着伸向了天空，寒风卷起的枯叶，冰冷而又无奈地盘旋着，随着惊叫的麻雀，一并消失在了天空。

　　母亲穿着一件臃肿的黑灰色棉衣，头上还是裹着那块廉价的浅蓝色化纤头巾。因为冷的缘故，母亲将双手塞进袖口里面取暖，一边缩了脖子，一面眯了眼睛向村口张望着。

　　于是，母亲终于看见我了，蹒跚着向我走来。我分明真切地看见母亲浑浊的眼里，露出了满心的疼爱与欢喜，我想急切地向母亲走去，但脚步却异常沉重；我看见我那可怜的老母亲，那围巾包裹下露出的灰白的发梢，在一阵瑟瑟的寒风里，来回飞舞着。

　　这情景，我记忆了几十年，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